第二，中国电影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力和带动性不足。电影是美国重要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巨大。美国国务院在统计国民经济数据时认为，“影视制作发行是美国较有价值的文化和经济资源”。美国影视行业基本为私有企业，创造了210万个工作岗位，有9.5万家企业，全行业平均工资高于全国平均工资的32%，而创作领域的收入则高于全国平均工资的74%。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美国电影的多窗口收入和版权销售、知识产权转让所创造的经济价值高达500亿美元以上，而由全球知名影视明星所创造的广告价值以及广告在全球所创造的商业价值更是难以计算。美国作为建国历史不到300年的国家，目前已然成为世界上较大的旅游目的国之一，电影的贡献功不可没，无论是环球影城、迪士尼还是拉斯维加斯、帝国大厦，几乎所有美国著名旅游景点都是电影“塑造”出来的。正如有研究者所说，电影把美国包装成了“全球畅销品”。影视行业对美国经济社会的贡献可以说得到全世界的认可。相比之下，目前中国电影的经济价值主要依赖影院票房，全年综合收入则只能刚刚以百亿美元计算，像成龙这样具有一定全球性影响和商业价值的明星寥寥无几，电影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力价值远远没有达到电影强国的要求。
第三，中国电影全球竞争力不足。中美两国在电影产量上虽然已经基本持平，但是电影所创造的直接市场价值却差异巨大。近年来，美国电影国内票房没有明显变化，但美国电影在海外市场上的影响却逐渐增大，出口额超过130亿美元，对全球票房总量的贡献更是超过60%。奥斯卡奖这样一个美国国内的电影评选，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各国电影奖项影响力，受到全世界舆论和电影爱好者关注。这些说明目前美国电影在全球具有难以比肩的竞争力。而中国国产电影的国内票房仅有不到40亿美元，海外和其他版权销售收入不到10亿美元，总量较多只有50亿美元，仅仅是美国电影的10%。更重要的是，中国影片的市场主要局限在国内，更准确地说是在内地，甚至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内地电影的市场空间都很小。难以进入全球主流电影发行放映渠道，在全球市场上没有形成真正可持续的影响力，这与电影成为全球性文化产品的目标还有较大距离。
如何走向强大
中国电影与美国电影三方面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是电影大国与电影强国之间的距离。这种差异的形成，与电影工业发展历程、产业成熟程度有重大关系。美国电影的全球优势地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逐渐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巩固，“冷战”结束之后进一步强化，前后经历了100多年历史，抓住了世界格局变化所创造的机遇。中国电影虽然也有100多年的发展，但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相似，屡经变迁，劫后余生，缺乏有效积累和升级。在长期自给自足发展模式之后，从2002年开始全面产业化改革，参与全球文化竞争，至今不过15年。中国以奇迹般的发展速度成为全球增长较快的电影市场，正在进入从高速发展向优质发展的新常态。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电影能够在“两个一百年”的宏大社会发展背景下，再用10年左右时间，创造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新奇迹。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可能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新的目标。
第一，建构既能满足中国观众精神需求又能为全球观众带来价值共享的电影文化“通用体系”。我们知道，好莱坞一直“避讳”自己的“美国电影”身份，总是愿意宣称为全球而不是美国生产所谓的“世界电影”。即便某些带有明显国家意识的电影作品，都必然会用自由、平等、正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进行包装来“遮蔽”其作品的“国家符号”，实际上就是用这种普适性文化来达到较大限度的全球共享性。同时，好莱坞还大量与欧洲、南美以及亚洲的印度、日本、中国合作拍片，《勇敢的心》《泰坦尼克号》《指环王》《哈利波特》等等，题材来自全球而不仅仅是美国本土，这些影片还使用其他国家编导、明星来吸引不同市场的观众，通过这些策略，穿透文化壁垒，使跨国传播的“文化折扣”较小化，令不同国家、不同市场的观众意识不到这是一部“美国电影”，而是将其作为“通用”文化产品来接受，甚至还会带来某种文化“亲近”的想象。比如中国观众也许很难自觉意识到好莱坞主导的《功夫熊猫》《长城》《尖峰时刻》等许多电影的“文化”差异，这些电影的中国文化元素甚至让观众产生更加强烈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而像《阿凡达》《2012》《银翼杀手》这样的影片，更加模糊其“国家性”，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电影”，影片所包含的复杂而隐蔽的意识形态系统往往并不能被普通观众所觉察，其政治和文化影响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相反，中国电影
